越劇是發端于浙江嵊縣的一種地方戲曲。但從1917年嵊縣“小歌班”初闖上海灘，到20世紀20年代女子越劇的興起，再到大名鼎鼎的“越劇十姐妹”，上海才是越劇成長、成熟并且發揚光大的地方。上海占有越劇的“半壁江山”，在上海這樣的“大碼頭”站住腳，在越劇界才算成功。大家不太了解的是，60年前，上海曾有越劇團成建制支援北京。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各色越劇刊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年，在1950年的4月12日，上海就成立了華東越劇實驗劇團，這也是新上海第一個國有劇團。1955年3月24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改為上海越劇院，并在越劇院下成立了一、二、三團，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越劇演員。此時，全上海共有越劇團30多個，全國的越劇名角也大半集中在上海。1950年夏天，由范瑞娟、傅全香領銜的上海東山越藝社一行60余人，在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田漢的支持下進京演出。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觀看了演出并稱贊。
1950年，東山越藝社進京演出。圖為周總理與東山越藝社主要演員范瑞娟（前排右二）、傅全香（前排左二）等合影。（來源于網絡）
次年，加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的東山越藝社原班人馬再度進京，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梁山伯與祝英臺》，招待外國貴賓、英模代表，毛主席又觀看了演出。1952年，由范瑞娟、傅全香領銜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獲得一等獎。1953年，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梁山伯與祝英臺》還被拍攝成電影，并在國際影展中獲獎，越劇的影響更為擴大。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劇已傳播到全國20多個省份，各地越劇團總計有100多個，獲得了全國性的聲譽和知名度。全國各地紛紛要求上海的越劇團落戶，作為越劇大市的上海也義不容辭，在1956年，將春光越劇團支援甘肅蘭州，組建蘭州市越劇團。1958年，又將上海縣越劇團支援貴州，將永樂越劇團再度支援甘肅。而在更早的1950年，上海聯合女子越劇團赴天津演出，在天津連續演出3年并赴朝鮮慰問志愿軍后，經天津市“收編”，成為天津市越劇團。
1952年，范瑞娟（右）、傅全香演出《梁山伯與祝英臺》劇照。范瑞娟飾演梁山伯、傅全香飾演祝英臺（來源于網絡）
1953年，袁雪芬（右）、范瑞娟在演出《梁山伯與祝英臺》時與芬蘭友人合影（H1-11-7-49開）
時間回到1959年，當年6月14日，分管宣傳文教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石西民收到了一封來自首都北京的信函，來信人是北京市委對口分管文教的書記處書記陳克寒。陳克寒在信中寫道：“希望北京有一個越劇團，經常能夠看到越劇。”上海支援越劇劇團赴京提上了上海文化界領導的議事日程。
在各方面的高度關注下，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上海方面敲定了向北京支援越劇團的意向，具體承辦此事的市文化局還提出了三套方案。7月28日的信中提到，“（一）調合作越劇團去（主要演員戚雅仙、畢春芳），這個團藝術水平較高，演員比較整齊，政治條件也尚好。（二）調青年越劇團去，這個團的成員都是青年，目前藝術水平稍差，但很有培養發展前途。（三）調上海越劇院一團去，以范瑞娟、傅全香為主。”信中還寫道“這三個方案，請考慮決定”。從檔案中看，上海方面似乎是把究竟調哪一個越劇團進京的決定權交給了北京方面。
經過慎重考慮和磋商，大約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劇院一團進京一事達成一致。擬議調往北京的上海越劇院一團是上海越劇院的主力團隊，名演員多，名列當年“越劇十姐妹”的就有范瑞娟、傅全香和吳小樓3人，其中范瑞娟在解放初期就是華東越劇實驗劇團的副團長，上海越劇工會主席，1951年又被選為全國青聯委員，還是全國政協的特邀代表，是上海戲劇界乃至文藝界的代表性人物。
雖然，從誕生之初，越劇演員就有“跑碼頭”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各支越劇團也經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這樣，一個完整的劇團遷往另一個陌生的城市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工作需要仔細謀劃。1960年3月12日，上海市文化局黨組就調越劇院一團進京一事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遞交了請示。請示中提到，“一團原有的主要演員：范瑞娟、傅全香、陸錦花、吳小樓、陳琦、張金花、金艷芳等全部調去，……原屬一團的五個學員，隨團同去。”
由于越劇院一團著名演員多，不少演員都屬于高工資、高收入，有的還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特殊補貼。比如范瑞娟，除了前面提到的職務外，還是市人大代表，傅全香也是市政協委員，她們2人的月工資都高達586.13元，還享受每月肉蛋各3斤、糖1斤的補貼，其他如陸錦花、吳小樓等演員也享受一定的優待政策。為了解決去京人員的后顧之憂，請示特別提出：“劇團主要業務干部原有政治上的安排以及副食品供應上的額外照顧，請北京市文化局參照北京市的有關規定，予以適當安排和照顧；全團工作人員的工資仍按原待遇不變。”對于去北京的劇團成員家屬，請示中也明確提出：“所有家屬均隨團遷去，不能同行者，今后陸續遷去，所需路費由北京市文化局負擔。劇團人員的家屬的安家和債務困難，也請北京市文化局借支或補助。”請示中還明確：“擬在四月底前做好動員，劇目加工排練，設備添置等工作，四月下旬去北京，五月一日在北京市演出。”
為了支援北京，上海方面可以說是盡其所能。上海越劇院共有三個演員劇團，一團全體人員進京，幾乎抽去了一半業務骨干力量。上海越劇院原有范瑞娟、徐玉蘭、陸錦花、丁賽君、陳少春、陳琦的6名當家小生，抽去了范瑞娟、陸錦花、陳琦3人；傅全香、王文娟、呂瑞英、金采風4名當家花旦，抽去傅全香1人；主要老生張桂鳳、吳小樓2人，抽去吳小樓1人；中層老生有錢妙花、鄭志梅、吳天芳、任棣華4人中抽去吳天芳、任棣華2人；主要老旦周寶奎、金艷芳2人中抽去金艷芳1人；主要小丑魏小云、竺菊香、沈紅笑、馮筱儂、鄭來君5人中抽去沈紅笑、馮筱儂2人。青年小生、青年花旦中也各抽去了三分之一。最終，隨一團學習的青年學員中也去了12人，占全部青年學員的一半，超過原定比例。由于上海越劇院原有的樂隊、編劇、劇務、舞美、燈光等人員都是統一使用，越劇院也妥為考慮，在不影響劇院自身演出的情況下，各抽調了一些業務骨干隨團前往。
當然，上海越劇進京，也并非沒有不同意見。1960年3月15日，正在北京參加表演藝術研究班學習的上海越劇院著名演員袁雪芬致函越劇院領導胡野檎和吳琛，談及她曾就越劇院一團進京征求了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戲劇報》主編伊兵等人的意見。解放初，伊兵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任戲改處副處長，直接參與上海“戲改”工作，與袁雪芬等越劇演員非常熟悉。在他看來，一個團長期在京演出，不僅觀眾會看膩，劇團的提高也不快。可以考慮每年放一個團到北京演出一個時期，觀眾有新鮮感，劇團也會有比較顯著的提高。胡野檎將袁雪芬的信轉給市文化局，市文化局又將信轉給了市委宣傳部，而宣傳部的意見則與市文化局的意見一致，表示“目前一團應迅速在全體人員中動員，準四月出發，五一到京演出”。就這樣，1960年4月，上海越劇院一團離開了熟悉的城市和觀眾，成建制前往北京。
上海市文化局給越劇院一團的慰問信底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方面的文藝人才交流并不是單向的，在上海越劇院一團進京的同時，北京也積極回應上海在京劇銅錘花臉演員方面的急需，中國京劇院著名凈角趙文奎就此來滬，成為上海京劇院的臺柱子，后來還在現代京劇《海港》中擔任主角。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海越劇院一團，1960年還有另外一支越劇團進京。當年初，冶金工業部向上海提出了支援越劇團、雜技團和歌舞團的請求，上海方面立即行動，將徐匯區屬的集體所有制的天鵝越劇團支援到北京。3月6日宣布決定，3月30日下午6點23分，全團演員20人、學員11人、劇務3人、行政2人、樂隊9人和其他人員12人共57人乘坐火車赴京，其中包括著名女老生陳少鵬。天鵝越劇團進京后，與同期調調往北京的浙江湖州越劇團一起，成了冶金藝術劇院的附屬劇團，不久經改組成為冶金部文工團的一部分。
天鵝越劇團著名演員陳少鵬（來源于網絡）
同一年度，上海有兩支越劇隊伍進京，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次年，由于種種原因，成建制調往北京的上海越劇院一團回到上海，繼續在上海這片養育了越劇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而天鵝越劇團依然留在北京。1963年，冶金部文工團解散，天鵝越劇團人員劃歸文化部，更名為北京紅旗越劇團，繼續在北方大地傳揚越劇文化，后期還培養出李玲玉這樣的知名演員。
回到上海的越劇院一團繼續活躍在舞臺上，這是1964年越劇院一團參加慰問解放軍人員名單。
雖然這兩支隊伍到北京后的軌跡大為不同，但都是當年上海支援全國建設的見證。據檔案記載：到1960年時，上海文藝院團整團支援外地的計有39個，1932人（個別或部分人員支援外地的未計在內），其中1958年以后支援出去的即達23個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