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技術》是一本談創作技巧的書。時間一晃，我寫小說也有20多年了，我把這些年積累的經驗都放在了里面，尤其談了怎么“動手”深入生活的話題。這個說法看似古怪，實則正是我認識生活、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
那還是1997年，我在朋友的“誘惑”下開始學習小說創作。一個生手寫小說，自然要選擇自己最熟悉的內容，于是我便選擇唐中宗、唐睿宗至唐玄宗開元初年這段充滿欲望、陰謀、勇氣和希望的時期為故事背景，選擇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化大都市——西京長安作為小說人物的舞臺。小說的寫作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說服讀者的過程，在這個說服的過程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容易露出破綻的，就是細節。試想，一個小說人物在一座曾經真實存在的偉大都城中四處行動，如果我不能為讀者提供一些真實的“城市信息”，并借著這些“城市信息”再生發出情節、戲劇性場面乃至妙趣，那么，這個人物便如同行走在虛空中、行動于鬼域里。這樣也就等于放棄了許多說服讀者的有力細節，難以為讀者提供足夠的閱讀趣味。
幸運的是，清代的索隱派學問家們對中國古代典籍做過無數深入細致的工作。我找到一本《唐兩京城坊考》，清代徐松撰文、張穆校補，這原是我在舊書攤上淘來的一本舊書，大約只花了8角錢。在這部了不起的著作中，有幾幅西京長安的略圖，還有來源于史料的考證文字。于是，我便根據這幾份略圖，參考書中文字和在唐代史料中能夠找到的相關記載，先是動手繪制了長安的宮城與皇城圖，然后繪制了大明宮和興慶宮的地圖——這里是大唐皇室和政府機構所在地，進而又繪制了長安街坊圖。有了這幾張地圖，筆下的小說人物便如同行動在一座被復原的、生機勃勃的城市中了。我的小說集《刺客》和《暗探》就這樣寫出來了。
這次經歷，為我后來的寫作提供了一種工作方法，也就是“動手深入生活”。自那以后，我的小說創作轉入中國革命史題材，“深入生活”的目標自然集中到這塊。例如，我為了寫長征小說，試驗過用“發熊掌”的方法煮皮鞋、皮帶；為了寫好一個迷信的人物，我自己在家替他搖“金錢卜”；我還在家中養螃蟹、做鰻魚面、補車胎、雕山石；或是試著替被擊落在中國的美國飛行員用麂皮補皮褲……當然了，寫小說許多年，類似胡鬧的事情真是沒少干，但這其中的樂趣，絕非僅僅是讀書、寫作可以得到的。我的觀點是，要想將小說寫得沒有破綻，就要把創作變成一場戰斗、一次實驗、一個課堂、一種娛樂，甚至是一連串的“胡鬧”，只有想盡一切辦法讓枯燥的寫作生涯充滿樂趣，才能耐得住默默無聞的冷落與寂寞，才能發現這項工作的些微價值，才能不至于走火入魔。當然，最重要的是，對得起讀者、對得起大眾。因為小說嘛，“小說小說，往小處說”，小處不糊弄，大處才能立得住。（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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