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是上海積極倡導的三種文化之一，其研究在上海學界已有不少年頭，但普通大眾甚至許多知識人仍然對其內涵不太清楚。就個人陋見，海派文化研究可以從下面幾個維度進行再思考：
海派文化過時了嗎——
陳旭麓先生的說法頗有代表性：“海派作為一個藝術流派，似已成為過去，因為它當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為各種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日的上海已成陳跡，與京派對稱的海派的社會條件正在消失，所以，海派已是一個歷史詞語。但作為藝術、文化上的風格來說，仍是現(xiàn)實的，我們還隨時可以聽到海派散發(fā)的氣息，有你，有我，有他。”
如果放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社會—空間”框架中，以及從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體系來看，狹義的海派一詞雖已過時，廣義的海派和海派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后究竟是已經終結，還是延續(xù)與斷裂、延續(xù)與改造或者揚棄與新創(chuàng)的關系，仍是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海派文化在新的時代、新的國際國內大變局下無疑應該發(fā)揮更大的當代價值，但如何發(fā)揮作用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海派文化是地域文化嗎——
海派文化定義繁多，但基本定義八九不離十。《海派文化新論》提出：“海派文化是一種發(fā)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現(xiàn)代性城市文化類型，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城市化、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產物。”
因為有一個“海”字，海派文化很容易被簡單誤讀成上海的地域文化。的確，“在多數(shù)中國人的印象中，上海文化與海派文化幾乎是畫等號的”，甚至有一些專家把海派文化定義為江南文化下與蘇文化、杭文化、甬文化等并列的小傳統(tǒng)文化。這是完全從地域文化的概念上去認識海派文化了。許多深入研究過海派文化的學者認為，應該從海派文化發(fā)生的時代背景和本質屬性上去認識海派文化，不能簡單將海派文化等同于上海地域文化。可以這么說：海派文化不等于上海文化，但最能代表上海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表達。
這一點，張濟順先生在《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中解釋得較為完整和辯證：“關于海派文化是否區(qū)域性文化的問題，不應籠統(tǒng)而論，而應把它界定在特指的范圍內。如果從發(fā)生學的角度觀之，海派文化的生成離不開上海這個地域，是上海文化哺育了海派文化，沒有上海，就無所謂海派文化。但從文化傳播與功能的角度看，海派文化卻已突破了地域界限，表現(xiàn)出它在中國近代都市文化中的示范性和普適性。再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觀察，情況可能更復雜些。海派文化盡管一再發(fā)生流變，其內涵也呈膨脹勢頭，但它仍然同上海的近代化進程，同上海人的命運緊密相連，所以，離開了上海這一區(qū)域含義去談海派精神、海派風格乃至海派作風，似乎都不能體認到海派文化的精髓，就可能產生‘魂不附體’之感。然而，海派文化在其發(fā)展歷程中，不斷刻意求新，從不封閉保守，她不斷從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及中國其他地方、流派的文化中吸取養(yǎng)料，博采眾長，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我們又很難在海派文化中找到一種‘純’上海的因素，而恰恰是上海才具有四海通津、五方雜處、中西交匯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區(qū)域界限的模糊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
不同于江南文化首先是一種地域文化，然后才從中挖掘其特殊的文化內涵，研究海派文化不僅要聯(lián)系地域，更應該結合世界格局、海洋文明、社會結構、都市形態(tài)、人口規(guī)模、產業(yè)基礎、文化傳播、空間變遷等來動態(tài)闡發(fā)它特有的文化生產和消費特征。天時地利人和，使具有發(fā)達都市性、現(xiàn)代性、市民性、商業(yè)性等本質屬性的海派文化首先發(fā)生在上海；但作為一種外向型的海洋性大文化，將其簡單視為地域文化，無疑是作繭自縛、畫地為牢。對于當下的上海來說，將海派文化放在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全球文明大背景、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才是明策。
海派文化的時空緣起——
從空間上看，上海通江達海，地理優(yōu)勢明顯。羅茲·墨菲先生曾分析上海的三大優(yōu)勢：一是長江三角洲平原幾乎完全平坦，二是有著比旗鼓相當?shù)娜A南各港市更加舒適的氣候，三是位于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途，同時處于遠東航運的焦點和大西洋與美洲之間的正中位置。
從時間上看，上海早期發(fā)展幾乎與歐美資本主義大發(fā)展同步，因此能夠很快地對接發(fā)達的西方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同時代的英國處于工業(yè)革命后“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黃金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科技創(chuàng)新日新月異，不僅發(fā)明了蒸汽火車，電動汽車也嶄露頭角。19世紀的巴黎，經歷了奧斯曼大改造，和倫敦一樣，不僅具有驚人的發(fā)展速度，而且由此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在種類和規(guī)模上也都非常相似。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處于“柯立芝繁榮”經濟高漲期，也是一個充滿變革與活力的時代，展現(xiàn)出“瘋狂”的經濟實力和活力。《文明中的城市》寫道：“那些年的紐約——即19世紀末最后20年和20世紀初的前十年，傳遞給所有游客的是一種特別的、幾乎是觸電般的興奮之情：這是一座能量充沛、活力四射的城市，富于創(chuàng)造與革新的能力。”制造業(yè)、金融業(yè)、時尚業(yè)蓬勃發(fā)展，地鐵、汽車、電影、廣播、爵士樂、流行歌曲廣受歡迎，好萊塢電影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輸出品。上海緊隨英美，電影放映拍攝幾乎和世界同步，國際通訊直達歐洲，無線電臺數(shù)量甚至超過紐約。摩天大樓在歐美國家變成一種潮流，上海24層的國際飯店于1934年落成，雖然高度不能同美國城市相比，趨勢卻已經接軌。
賈植芳先生回憶：“那時的上海與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謂‘國際上刮什么風，上海就起什么浪’，東西文化交流異常活躍，西方社會流行的社會思潮、消費趣味很快會在上海興盛起來。”
海派文化的特征概括——
描述海派文化特征的詞匯很多，有正面的，如多元、靈活、好學、愛國、理性、雜糅、重商、法治、務實、得體、自律、通達、精致、精細、敬業(yè)、講規(guī)矩、守信用、有情調、有品位等，也有負面的，如小氣、摳門、勢利、市儈、精明不高明等。用上海話來概括，還有克勒、登樣、懂經、上路、精乖、有腔調、門檻精、拎得清等。
試圖用某幾個概念來定義海派文化，都難免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但正是這些龐雜的詞語系統(tǒng)構成了海派文化在價值觀、規(guī)范和實體三個文化層面上的豐富內涵，構成了一般文化定義上所指稱的差異化的整體生活方式，使海派文化的內涵更加完整和復雜。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應該是“開放、創(chuàng)新、包容”，是“海納百川”“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如果還要進一步延伸的話，或者還可以加上一個法治契約精神。
海派文化的空間生產——
歷史上的海派文化，是港口貿易、文化融合和戰(zhàn)爭環(huán)境等的產物。再深入一步分析，其實還是當時包括治理模式、人口規(guī)模、交通條件、居住密度、社會結構、構成中心、市場體系、支柱產業(yè)、城市形態(tài)、基礎設施、商業(yè)倫理、法治觀念、文化組織、傳播媒介、市民意識、公共空間、社團治理、異質文化、生活方式、人際關系、娛樂場景等在內的空間生產發(fā)生一系列深刻變化的產物。
從表征空間看，河浜變成了馬路，沙船變成了輪船，馬褂變成了西裝，馬車變成了汽車，木頭馬桶變成了抽水馬桶，蠟燭變成了電燈，柴灶變成了煤氣，扇子變成了電風扇，茶館變成了酒吧，書信變成了電話電報，井水河水變成了自來水，石庫門變成了花園洋房，私塾變成了公校，私園變成了公園。“世界大餐”、外灘雕塑、公共音樂、摩登時裝、舞廳總會、工藝美術、體育運動、電影放映、咖啡劇場、集體婚禮、印刷出版、大學醫(yī)院、電車火車等，讓人眼花繚亂。
通過海派文化的空間生產和再生產，經過起碼30年的積累，終于伴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人、上海話和上海生活的成熟，海派文化自下而上，通過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潤物細無聲地自然傳播，潛移默化日積月累地影響市民的思想觀念。
海派文化的都市特征——
芝加哥學派形成于20世紀初至30年代，與近代上海社會的成熟幾乎同步，其所參照的樣本城市芝加哥也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母本。其代表人物沃思曾歸納“城市主義”的三個特征：規(guī)模、密度和異質性。
從人口規(guī)模和密度看，近代以后，經歷小刀會起義、太平天國運動、蘇俄革命等，各類人口大量涌入上海，以幾乎每10年遞增100萬的速度暴增，至20世紀40年代達400多萬。1945年，上海全市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453人，最高的三個地區(qū)老閘、新成和邑廟的人口分別為144260人、116837人和90706人；1947年，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上升為7339人，最高的三個地區(qū)老閘、邑廟、北站的人口分別為146176人、128212人和103536人，遠遠超過今天的上海城區(qū)。頻繁的交流帶來巨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活力，加速推動城市的繁榮和發(fā)展。
從城市形態(tài)和異質多元看，“一市三治三界四方”的治理格局無疑是多元文化的政治基礎，發(fā)達的交通、水電煤設施以及中外設計師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建筑景觀構成市政基礎，大學、教會、銀行、法院、社會組織、證券市場、公用事業(yè)機構的興起構成社會基礎，電臺、報紙、雜志、出版等文化機構的快速發(fā)展構成傳播基礎，公園、舞廳、劇場、夜總會、咖啡館、電影院等公共空間崛起構成豐富的應用場景。
這一時期的上海，不僅人口多元、民族多元、貨幣多元、宗教多元、教育多元、語言多元、報刊多元、影視多元、服飾多元、風俗多元，而且建筑樣式多元、娛樂方式多元、節(jié)假日多元。熊月之先生將此時的上海比作“袖珍地球”，并認為紐約、巴黎、洛杉磯盡管也是移民城市，但“在異質性程度方面，都遠遠不能與近代上海相比”。
海派文化的當代價值——
20世紀90年代，在“邁向21世紀的上海”大討論中，有學者提出：“上海要率先進入全國的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行列，就要把上海的海派文化、時代特征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它推到一個新高峰。”在之后形成的“上海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報告”中，此意見得到采納，并被表述為“上海要繼承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文化，融合當代世界的進步文化，把中國的優(yōu)秀文化與時代精神及市場經濟發(fā)展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新的海派文化”。
“世博會與上海新一輪發(fā)展”大討論進一步提出“賦予海派文化新的內涵”的命題，并將其與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相連。《上海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7—2035年）》要求，“策劃上海城市整體標識體系，提煉突出海派文化內涵的標識要素”。在解讀“海派文化的新內涵與歷史責任”時，強調“上海文化發(fā)展的本質，就是通過‘文化融合’的途徑，將多樣人群、多元文化，練就為‘共同的文化價值觀與文化精神’，以呈現(xiàn)出具有上海自身鮮明特征的全球城市文化、新海派文化風格。從文化主體而言，是在一本多元的基礎上形成豐富多元的文化價值，具有引領全球文化價值的高度和廣度。這就是‘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
20世紀90年代后，對海派文化的重視和直視更加迫切與坦然。改革開放特別是浦東開發(fā)開放以來，海派文化內化為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體現(xiàn)。原有的爭議和貶損，隨著上海改革開放的實踐，基本失去了生存的歷史語境。城市決策規(guī)劃者的關注重點已放在海派文化如何為上海邁向國際大都市提供當代價值上，試圖引導學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探討海派文化的特征和內涵。
海派文化當下的研究重點——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再構等背景下，圍繞“開放的上海與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的命題，新時代的海派文化研究可以有如下面向：歷史概念的海派文化和新時代海派文化各自的創(chuàng)生環(huán)境、區(qū)別和聯(lián)系是什么；海派文化與上海文化、與紅色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什么關系；如何將海派文化注入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塑造；如何發(fā)揮海派文化的潛質，完善融入全球城市網(wǎng)絡的治理模式；如何運用海派文化優(yōu)化城市人居環(huán)境和社會生活；如何運用海派文化的景觀、場景和非遺成果進行城市品牌形象的國際傳播；如何通過海派文化的實踐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新時代“海派文化+”推動經濟的四梁八柱是什么；如何用海派文化精神尋找到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城市發(fā)展道路；如何運用好海派文化的基因為全球文明貢獻中國智慧和共同價值，等等。
將不限于此的問題一一研究清楚，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就可以在“歷史淵源”中發(fā)現(xiàn)海派文化的“當代意蘊”。
新時代海派文化的內涵——
海派文化是全球視域下中外文明激蕩交匯的結果，是具有本土特質的全球文化。本土文化以江南文化為主，但并非僅指江南文化，還包括嶺南文化、齊魯文化、東北文化等；外來文化不僅有西洋文化，也有東洋文化，包括比較特殊的蘇俄文化、印度文化等，以西方文明為主，但不能簡單等同于西方文明。
海派文化既具有現(xiàn)代文明的一般規(guī)律，又具有深沉的中國內涵，更具有鮮明的上海特色。新時代海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現(xiàn)代表述，具有內在聯(lián)系且互為支撐的六個層面特質和取向，即人民本位的價值追求、開放引領的國際視野、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市場機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制度保障、經世濟用的實踐路徑，“六位一體”為海派文化建設的當下與未來提供基本價值遵循。為此，需要打造研究高地，不斷開掘海派文化生命力；打造標識高地，不斷強化海派文化親和力；打造傳播高地，不斷提升海派文化影響力；打造產業(yè)高地，不斷激發(fā)海派文化活力；打造演藝高地，不斷彰顯海派文化魅力；打造素質高地，不斷賦能海派文化動力。
在實踐中，歷史條件不可能復制，但正確的歷史經驗和歷史精神應該得到尊重。相信在正確的歷史觀指引下，新時代海派文化一定可以展現(xiàn)出更大活力和偉力。
責任編輯：楊博 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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