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60歲的王承志是個頑童，高高的額頭大大的耳朵，愛在網絡上打游戲，隊友以為他是個90后。“我不是個一本正經的人，寫作多年大多為了生計，年紀大了難得也想干一件好玩的事情。”上海小孩不會說上海話，自己的女兒不知道弄堂生活是什么樣的。這促使王承志想寫作一本記錄上海弄堂底層百姓，充滿市井味、生活味的小說：“若干年后，最后一批住過石庫門的人過世，后來人要想認識石庫門，必定是從小說中了解了。照片是平面的，而小說是有肌理的。”
“同和里弄堂口，一邊是皮匠攤，一邊是剃頭攤。對上海的大多數弄堂來講，這屬于標準配置，但對于同和里來說，似乎別有意味……”在一個調皮聰明小男孩“大耳朵”的視角下，同和里的生活拉開帷幕，皮匠、裁縫、售貨員、小學老師、資本家后代一一登場。
小說中的人物可能在每個小社區集群中都能看到影子：“大耳朵”是同和里的搗蛋鬼，他的那些惡作劇王承志自己小時候也多多少少做過：在湯圓里包腐乳、從閣樓扔小石子、踢馬桶……
總有那么幾個出風頭的核心人物，在《同和里》是阿陸頭，愛坐在古井邊吹吹牛，曉得一些見聞而被弄堂群眾高看一眼，只是侃侃而談的男人一定沒有想到未來自己會因一句妄言卷入政治風波，會因為打碎毛主席頭像而走向人生的末路。
王承志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把人物放在合適的位子，他就會活起來。”看完《同和里》，一定會對“大耳朵”的父親小皮匠印象深刻，這個混跡底層的男人，有著小人物的機敏油滑和善良，卻也有著蠢蠢欲動的野心。“這是個不俗的家伙，但是就像《紅樓夢》中的晴雯，身為下賤，心比天高。因為偶爾一次的算命事件，他嘗到了被推上高點的滋味。我把他看成上海的某一類人，潛質很好，一有機會就能冒出頭，他身上有著上海的那種冒險精神。當然命運是無常的，每次冒頭都被打壓下去，‘文化大革命’他發起組織了由修棕繃的、補碗的、彈棉花的、修陽傘、收錫箔灰的上海各路攤販形成的‘攤聯司’。有些人物是有審美價值的，小皮匠就是這樣。”
為了了解皮匠行業的規矩，王承志找到了一個擺攤的老皮匠。“那個老皮匠在江陰路上擺攤，80多歲了，可能身體不大好，有時出來有時不出來。典型的蘇北人，思路清楚。我坐著與他聊天，一包香煙抽完，他連生意也不想接了，人都是有傾吐欲望的，他把過往經歷一點點告訴我，皮匠行有皮匠行的規矩，在這之前，從來沒覺得皮匠的生活竟然可以這么精彩跌宕。”
相比起書中男性角色，王承志對女性角色的刻畫明顯帶著一股暖意。廣東嫂嫂的俠氣、鄰居阿娟姐姐的溫柔、居委會主任楊招珍的正直寬容、梳頭娘姨的忠心…即使是令人厭惡的角色，王承志不忘道出可恨人的可憐處。
“對一個人影響最深的應該是家里的女性長者，我母親、祖母的正直與慈愛對我影響很大，可能在塑造角色時不由自主地這樣下筆了。”
王承志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文革’期間，我的表哥表姐把一包細軟交給祖母，造反隊來家里抄家時和我祖母說‘阿婆，把東西交出來就好，你的外孫、外孫女已經交代了，你就不要硬撐了’。祖母不同意，覺得這是孩子們辛辛苦苦賺來的，她有責任保住。這包細軟被搜出后，祖母被批斗。當時已經70多歲的老人，身上前后掛著牌子被拉去游街。父母都非常擔心一向愛體面的祖母受了這樣的羞辱會想不開，但老人家一點異樣都沒有。白天游街，晚上回來照樣洗漱干凈清清爽爽吃飯，還多添了半碗飯。”
“我當時10歲，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她覺得要守住孩子們的辛苦錢是正確的，被游街沒有什么丟臉。這是一種對生活的態度，有寵辱不驚的定力，有操守，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從祖母身上看到了一種‘體面’。”
王承志自己家附近有位賣布鞋的老人：“老人家里子女不孝，生活無所依靠，她就每天出來賣布鞋，鞋子便宜但質量好，老太太推著攤子，身上干凈整潔。”
王承志思索了片刻說：“其實我覺得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以及上海人的靈魂特征，就可以用‘體面’來概括。這不是小資情調，而是日子過得清爽，活得有尊嚴，不僅自己有尊嚴，也懂得尊重別人。”
在《同和里》中，居委會主任楊招珍最后成“走資派”接受批斗被打耳光，甚至落井受難遠走他鄉。當楊招珍重回同和里時，曾落井下石的眾人皆有愧色，王承志在書中寫道“楊招珍摟著愛衛會主任的肩膀說‘大家都有糊涂的時候，我也有糊涂的時候。過去了，都過去了，不要再提了……現在我回來了大家歡迎嗎？’”愛衛會主任問起這么久的時間去哪了，楊招珍臉上像是掠過一道烏云，淡淡地說：“哦，我去了一趟青海，看一個老朋友。”
“大耳朵”要救從新疆逃回的阿娟姐姐，作為繼母的廣東嫂嫂說了一句：“我推不掉的，你是我兒子。”
王承志無疑是鐘愛這些女人的：“她們就活得很‘體面’，生活艱難，但背脊挺直，有擔當有定力。人們評價上海往往用‘情調’、‘洋氣’、‘小資’這些詞，太片面了，‘體面’才是上海精神中最寶貴和根本的東西。”
用荒誕的手法書寫那個年代也很好
說《同和里》是本天真之書并不為過。語言詼諧、遍地煙火之氣又透著荒誕。大人可以看門道，小孩可以看熱鬧，王承志幾乎略去了那個時代殘酷一面的血淋淋描寫。
“我不想寫得太血腥、殘酷，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關，不愿把人寫那么壞。寫‘文革’殘暴的作品有很多，但用嘲諷、放大其荒唐的方式也很好。嗓門大未必立得住，淡淡一句話點到為止有時候反而能戳到心里。”
王承志做過10年鉗工，《同和里》出版后，4個70多歲的老工友熬夜看完了書，告訴他：“謝謝你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結尾，很多人沒有阿娟的幸運，難逃噩運。”
“我給大多數人物都安排了一個不錯的結局，是因為在現實中不可能。”王承志有些無奈。
《同和里》中抽得最壞那張牌的是阿陸頭。阿陸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由卡車押運離開上海。押犯人的卡車經過同和里時，王承志借著“大耳朵”玩伴毛頭的爸爸的口說：“卡車的擋板攔著，看不到腳。要是能看到腳，會發現這些人的褲腳管都扎緊的。”毛頭的阿爸有意不說下去，賣了個關子。大家只顧在卡車上尋找阿陸頭，沒人有問他為什么。毛頭的阿爸十分失望。
王承志也給讀者賣了個關子，其實毛頭阿爸沒有說下去的話是“要槍斃的人褲腳管都是要扎起來的”。“有心的讀者能看懂最好，沒注意的看個好玩也可以。”王承志說。
這樣的細節在《同和里》還隱藏著許多。“很沉重的事，我就把它當笑話一樣寫。造反隊帶紅袖章，我就從來不寫‘紅袖章’，而是寫‘紅布頭’。在我看來，這塊紅布頭與在殯儀館戴黑紗沒有什么區別。一本正經書寫他們，反而太抬高他們，太神圣化了。這就是一場鬧劇，在寫作上，反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細節點到為止是因為我要表達的意思已經到了，不想再拉長了。”
“如果你帶著怨氣憤恨去寫那個時代，其實也寫不好。就比如戰爭片，《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攻克柏林》、《最長的一日》已經是很優秀的戰爭片了，但還是不如《辛德勒的名單》、《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那樣震撼人心，讓人感動，只是渲染殘酷是沒有太大意思的。”
《同和里》是王承志向上海致敬的一本弄堂傳奇，用上海話的語感和節奏書寫而成。但并不是一本地域小說，“書中沒有老派的方言，用到的上海方言從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比如假癡假呆、癡頭怪腦等，外地讀者都可以看得懂。上海人在其中看到上海味道，外地讀者在其中看故事、看人物、看人性，都是一樣。”
采訪最后，王承志說曉得歷史的年輪總要碾過去的，但人總免不了要懷念。“從開始寫著玩，到慢慢投入用情至深，最后寫著寫著使命感就出現來。說‘懷念’還太淺薄，《同和里》是我對那個年代，對我們這代人的童年和少年的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