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20世紀末的三十年間，是中國真正走向繁榮富強，曲藝藝術開始全面發展的歷史時期。同整個國家撥亂反正并改革開放而出現了空前的大變革與大發展一樣，曲藝在這二十多年間，也經歷了全面的復蘇與空前的繁榮，但同時又面臨著種種的挑戰。
在整個國家所經歷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曲藝事業是重災區之一。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標志著“文化大革命”基本結束的粉碎和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曲藝藝術爆發出強勁的聲音，煥發了青春的力量。可以說，曲藝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藝術復蘇，是伴隨著對極“左”路線的清算而展開的。
具有諷刺傳統的相聲藝術，在這個歷史關頭表現得尤為突出。常寶華、常貴田創作和表演的《帽子工廠》，侯寶林、方成創作的《沒有開完的會》，馬季、錫鈞創作的《舞臺風雷》，姜昆、李文華創作并表演的《如此照相》，楊振華、金炳昶、陳紀業創作的《假大空》等節目，應歷史之契機，抒人民之心聲，在揭批“四人幫”，清算極“左”路線的流毒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姜昆和李文華合作編演的相聲對口節目《如此照相》，構思別致，內涵豐富，揭示荒唐歲月的歷史悲劇，發人深思。《如此照相》思想藝術含量的厚實，提升了審美創造的效果，同時也成就了后來成為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的姜昆的藝術名聲，奠定了姜昆相聲創作和表演的藝術地位。
曲藝在這一時期的藝術復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國家的中心工作明確轉向經濟建設之后，曲藝藝術的復蘇也轉向了較為理性的階段。1979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不僅是國家全面撥亂反正的一年，同時也是曲藝事業在“文化大革命”后走上正軌的一年。遼寧鞍山市曲藝團的劉蘭芳（1944-）與丈夫王印權合作重編、由劉蘭芳說演的傳統評書《岳飛傳》，經鞍山人民廣播電臺錄播，在東北地區引起極大反響。接著，全國先后有66家電臺相繼播出了這部評書。一時間，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電臺播出《岳飛傳》時街巷人稀的盛況。從而使得評書《岳飛傳》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傳統長篇大書恢復上演并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隨著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整個國家中心工作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和改革開放政策的逐步落實，曲藝的創作和演出進一步繁榮，藝術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走上了正軌，書刊出版空前活躍，藝術交流日益擴大。曲藝事業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相聲的發展在新時期尤引人注目。
與相聲的大紅大紫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時期絕大多數的曲藝品種，創作演出比較平穩，各自沿著自身的規律比較穩健地發展著。傳統曲目和書目的恢復上演空前普遍，一些流傳了千百年的傳統節目，在這一時期幾乎都被搬演，甚至出現了不加分析地拿來演出的現象。而且其中一些優秀的傳統長篇評書和評話的曲本，如揚州評話《水滸》，蘇州評話《三國》，蘇州彈詞《西廂記》和《再生緣》，評書《興唐傳》、《岳飛傳》、《楊家將》、《呼家將》和《明英烈》，以及長篇山東快書曲本《武松傳》等，還被出版發行供人閱讀。新曲本的創作成績也較突出。邱肖鵬等創作的長篇蘇州彈詞《九龍口》、夏耘等創作的長篇揚州評話《挺進蘇北》、徐檬丹創作的中篇蘇州彈詞《真情假意》、范乃仲的中篇評書《山貓嘴說媒》、何祚歡的長篇湖北評書《楊柳寨》、牛群與李培森的相聲《威脅》、馬志明的相聲《糾紛》，以及二人轉《豐收橋》和《啞女出嫁》、大調曲子《二嫂買鋤》、潞安大鼓《醋為媒》和《柳二狗與小廣州》、河南墜子《魂系南海》、湖北小曲《難忘的一課》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表演方面，各地除有新秀不斷出現外，一些老藝術家也煥發了藝術青春，為曲藝舞臺創造著新的輝煌。如京韻大鼓表演藝術家駱玉笙，1986年藉京韻大鼓音樂為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配唱的主題歌《重振河山待后生》，使得自己和京韻大鼓藝術一道，為全國更多的聽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聽眾所熟悉。從而在使廣大聽眾進一步領略京韻大鼓藝術獨特魅力的同時，也擴大了整個曲藝在全國的影響。
曲藝的研究工作，這一時期取得了極大的進展。大力探討曲藝本身的創演規律，以使其發展不再盲目，是這一時期史論研究的鮮明標志。1986年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的正式建立，標志著曲藝的研究進入了正規發展的階段。曲藝藝術經歷了改革開放二十余年自身發展革新的洗禮，正以多元的格局和嶄新的面貌走進21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