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清真”非彼“清真”
在一般人印象中，“清真”大抵與伊斯蘭教文化相關聯，甚至就是其代名詞。然而，歷史上的“清真”實際為道家文化產物，大致為“樸素純真、幽靜高潔”之類含義。至于“清真”演化為伊斯蘭教的象征是在宋末之后，延至明清時期，漸已廣為采納和認可。
位于浙江青田縣阜山鄉的“清真禪寺”就是一座葆有“道家清真”文化元素，而與“伊斯蘭清真”無瓜葛的寺廟，原名為“清真堂”，始建于南宋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歷經800年左右的興衰考驗和修整拓展，現已發展為一個較為完整的寺廟建筑群，占地總面積約一萬平方米左右。全寺由正殿、配殿、鐘鼓樓、山門、放生池、花園、客房等組成。大殿重檐翹角、富麗堂皇，并保存有明清兩代浮雕壁畫，名人題的匾額楹聯，頗為珍貴。正殿后殿主祀佛祖，前殿奉祀白衣丞相，配殿原為夫人宮，現供奉觀音。
禪寺飄雪。圖片來源：青田縣阜山鄉人民政府 項長春 攝
作為全國百座名寺之一，“清真禪寺”享有“浙南第一寺”美譽。更有意思的是，此座“寺廟”的主供神并非佛教的神祇，而是一位道家“仙真”（道家稱謂“得道升仙者”）——唐代四朝丞相李泌（722-789），其集謀臣和道家學者于一體，世稱“白衣丞相”，在當地和周邊地區也廣為流布白衣丞相的“顯靈事跡”。
當然，禪寺內同時也供奉有觀音、彌勒佛、羅漢等佛教神祇，且觀音誕（農歷二月十九）是最隆重朝拜活動之一，同時伴有“千斤燭”（又名長明燭、延壽燭）進獻等儀式。神像供奉之外，“清真禪寺”內“佛道同駐”現象，還體現于建筑物本身。例如，其大雄寶殿房頂造型獨特，有著明顯的周易八卦圖元素，可視為道家文化的呈現。
禪寺“千斤燭”（左圖），禪寺具有周易八卦元素的大雄寶殿屋頂（右圖）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作者拍攝
依據易學名家、上海道教協會副會長潘雨廷（1925—1991）之見，釋（佛）與道（易、老莊等）之所以有相融，主要在于雙方對于“無思無為之境，以及神明之德和萬物之情”等思想存有會通之處，而且，伴隨沖突與轉化，二者之間也有過相互吸收和借鑒，例如，“東晉出現的道經，已頗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唐宋時期釋道融合則更為明顯。
還有一個插曲，1984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為禪寺題字時，不知何故，“清真禪寺”之“真”字少了一橫。筆者曾就此問詢多位當地人，尚未能得到清晰答復，但他們堅信，以趙樸初先生的書法涵養功底，不可能是錯別字，或許，留此空缺，是因為慮及此處“道家清真”不同于“伊斯蘭清真”的緣故罷。
于是，在“清真禪寺”，道佛及其它地方神（如“門神”和“配殿夫人”等）共享同一個“廟宇”，而信眾也可以各取所需，朝拜各自心目中的圣像。
“清真禪寺”門匾，趙樸初題字。圖片來源：青田縣阜山鄉人民政府 余堅 攝
作為一種宗教文化共同體的朝拜空間
至于如何解讀“清真禪寺”呈現出的宗教文化共同體現象，自然是見仁見智了。受著名人文地理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段義孚 （Yi-Fu Tuan）關于“空間和地方”若干論述，并融入社會學和人類學關于“文化”的闡釋，本文嘗試做出如下詮釋：
（一）充滿人文意義的“場所”
場所原本為物理性質的空間，一旦融入人的情感和價值觀后，也同時成為人文性質的空間。以阜山鄉為例，作為擁有“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洞天”青田縣的重要組成，其整個地形為山間盆地，由東南向西北傾斜，境內植被密集、群山起伏，峽谷縱橫；氣候上，阜山處于亞熱帶東南季風帶，四季分明，溫暖濕潤，雨量充沛，這一切均有助于阜山成為“道家仙地”的潛質。鄉志記載，東晉的葛洪和唐代的葉法善（“羽化成仙”的道教天師）都有在阜山“修煉”的經歷。
而“清真禪寺”周邊可謂彌漫著這類“物理場所人文化”氣息，在供奉有“二仙祠”（“二仙”指葛洪和葉法善，二仙祠初建于唐末宋初）的陳宅村，存在“七星環拱”的天然奇觀。關于其形成歷史，一說始于東晉，一說始于開村時（北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因位置和形狀與北斗七星非常相似，七座山丘名字遂依北斗而定，前四座構成魁，稱之為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后三座形成杓，稱之為天衡、開陽、瑤光，后面三星在道教中被合稱為天罡。而無論是“魁”和“天罡”，抑或是北斗七星整體，在道教文化中均有著特殊意蘊，北斗為天地秩序生成和萬物化生的中心，事關人世間的泰否吉兇和功名祿位。
“清真禪寺”周邊村落，右圖為阜山著名天然奇觀“七星環拱”，又名“七星墩” ，指的是從岙底村頭到陳宅村頭，依次分布著七個天然土墩。圖片來源：青田縣阜山鄉人民政府
（二）對于“場所”的文化依戀
關于廟宇類建筑物的社會文化意義，盡管“神話空間是一種知識建構，但也反映了人們對于基本需要的感受和想象力”，但作為概念性的神話空間與作為建筑性的實用空間，存有相互轉化的可能。
在“清真禪寺”這一“佛道同駐”的文化共同體內，佛道之別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佛光普照”與“道家智慧”并不沖突，比如，配殿的“夫人宮”原本供奉陳十四娘娘（“陳十四娘娘”即“順天圣母陳靖姑”，歷史上一度與媽祖林默娘相并列），后改為供奉觀音，但這一更變對信眾并沒有造成多少影響，于是，“遇神求神、見佛拜佛，不問道、佛，但求安康”實為一種個體理性選擇，不一定就是功利主義選擇。在集體生活層面，從2010年開始，“清真禪寺”恢復了已停止六十余年的白衣丞相大出巡活動。出巡活動傳統宗旨在于“保佑各村百姓四季平安、八節康寧、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如再從文化人類學角度觀察，包括佛道等在內的民間宗教信仰并不“玄奧”，終極是社會和自然環境之下特定人群（團體）生活方式的呈現，尤其是以包括家族/族群在內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為核心，去探究自身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關系。以筆者現有了解，佛道諸神共駐于同一朝拜空間廣泛存在于青田其它鄉鎮，如方山鄉的觀世音和陳十四娘娘；除青田外，永嘉等浙南地區也多將“白衣丞相”與觀世音等佛教神祇共同供奉。
民間宗教信仰如何服務于地方文化資源活化
一般而言，文化資源的活化路徑不外是保護和發展。
其一，保護。
“清真禪寺”之外，阜山的民間宗教資源原本非常豐富，受制于復雜因素，改革開放后，只有部分得到修復或重建，例如朱岙殿、夫人宮、包公殿等。而人才的匱乏是民間宗教發展的關鍵性掣肘因素，這實際上也受制于國家的宗教政策，比如，“清真禪寺”彰顯出的“佛道并重”理念在國家宗教政策上并沒得到有很好體現，特別是傳統道教的發展非常緩慢，多少依舊籠罩于“神秘面紗”之中，甚至于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兼社會輿論上對于“偽大師”及其行徑的曝光，道教時常被污名化為“故作玄虛、裝神弄鬼”的代名詞。
實際上，道教蘊含的“仙道貴生”、“道法自然”、“洞天福地”等價值理念，涉及的不只是醫療養生，還關乎基于佛道相互滲透發展的中國宗教史及中國科學科技史書寫和傳播（具體參閱潘雨廷關于《道藏》研究意義的闡釋），以及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維護等諸多面向。
其二，發展。
地方政府已擬定“把阜山建設成宗教旅游鄉鎮”的發展思路。在“鄉村振興和鄉村文化旅游大興之際”，從市場細分角度而言，努力尋求差異化競爭優勢，青田縣政府對于阜山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定位頗有特色。
然而，促進在地宗教文化保護與宗教文化旅游發展融為一體，并非易事。例如，“宗教文化旅游”不能等同或混淆于“宗教旅游”。再則，雖說宗教信眾與宗教文化游客有重疊，但畢竟一個是“信仰者”，另一個是“消費者”，而在這其中，如何結合既有綜合優勢，設計出具有嫁接角色和功用的文化創意活動尤為重要。
舉例說明，“七星環拱”已存在上千年，但地方上如始終局限于土丘本身及其北斗七星符號意義的宣揚，這很可能被質疑為是一種“刻意附會”，盡管包含有相當長歷史時期的道教文化元素在內。
于是，不妨換一種發展思路，即將阜山新興的黃菊種養殖加工產業融入“七星環拱”歷史傳說，可能就是另一副圖景的呈現：對七個星墩外形進行相應整飭，然后種植上當地特色的黃菊，同時也可依據季節變換，輪植不同作物或花卉，以符合北斗七星隨時而定、變動不居的本意。這樣一來，既有“觀星臺”設置上的星宿文化體驗將大大得以提升。在農歷十月，結合既有黃菊產業基地及其對應采菊、品菊等節慶活動設計，“七星墩”可用于存托出黃菊景觀的盛大呈現。若有意在阜山開設民宿，其主題或可定為“菊隱”，此理念既汲取了阜山已有的隱士文化元素（葉法善等），也照顧到當地現有的規模產業。
此外，有鑒于“各村存在的大量廟宇和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宗教活動實際上多屬道教范疇”，結合“二仙祠”、“朱庵堂”等民間宗教文化資源，還可聚焦于“清真禪寺”之“丞相出巡”等活動項目，予以多樣化呈現，注重吸引年輕群體的參與，并能與時俱進融入當代的技術元素。
當然，至于如何在阜山鄉整體層面實現對以云海、峽谷、瀑布等為標識的自然景觀，與對以民間宗教文化、梯田、稻魚、古村落、僑鄉等人文景觀之間的整合，無論是政府和市場，還是在地民眾，都還面臨著不少挑戰和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