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日，天氣晴朗。
清晨，全市工廠、機關、學校、里弄的人群，都穿著節日的盛裝走了出來；黃浦江霧氣未散，對岸的郊區農民已開始過江。他們像河流奔向海洋，從不同的方向，集中到市中心人民廣場和廣場附近的主要街道上……
在翌日的《解放日報》上，一篇名為《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周年 上海百萬人民舉行盛大示威游行》的報道，描述了國慶節當天上海的盛況。
在我手頭的照片上，留下了當時部分親歷者的臉龐——
在一條游行隊伍即將經過的馬路上，婦女們簇擁在路邊，人群層層疊疊而又不失秩序。她們齊刷刷地將目光投向游行隊伍走來的方向，把手里的氣球和花束高舉過頭頂，揮舞著，歡呼著，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喜悅和熱情……
67年，過去了。
大海撈針，終于找到“她”
唯一的線索，是這張《解放日報》記者拍攝于1952年的老照片，有一段圖片說明這樣寫著：“1952年10月1日，機關工作者中的女同志，向參加國慶游行的部隊同志歡呼致敬。”
站在街上歡呼著的婦女們，有的穿著蘇聯式的布拉吉（連衣裙）和黑皮鞋，有的穿著干部制服和布鞋，有的還梳著小辮子，有的則剪了齊耳短發。這是她們日常不舍得穿出來的盛裝。在這些衣服上，已經能看到時代的轉折——昔日上海作為時尚都會的摩登痕跡還在，但翻開歷史新一頁后，城中流行起來的新審美開始占主導。
在這些女性中，要找到當時的親歷者，我可犯了難——就算當時照片上的人只有20歲，今年也已87歲了，何況更多人顯然不止這個年紀。
最開始，我按照常規思維尋找，當時參加游行的婦女，應該由這樣幾類人構成：家庭婦女、工廠工人、農民、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學生……我決定從“單位”入手。但一周過去，還是杳無音訊。
就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上海市婦聯傳來消息：有一位婦聯的老干部吳翠嬋，新中國成立前就做婦女工作，直至1984年離休。也許她能提供我們想要的信息。
我雖然高興，但聯系前心里依然忐忑——畢竟，這位老干部今年已經95歲了。可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電話接通后，傳來的對方聲音清晰響亮。老人爽快地答應了我的采訪請求。
婦女們在馬路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走進客廳，老人正笑盈盈地看著我們。一頭一絲不茍的銀白短發，配上得體大方的穿著，讓她顯得神采奕奕。加上不錯的聽力和視力，真看不出有95歲！
吳翠嬋，1924年生于上海。1941年，吳翠嬋還在讀中學，因為受到進步同學的感召，決心和他們同赴蘇北參加革命，進入了位于江蘇鹽城的抗日軍政大學。后來行軍到丹陽，吳翠嬋受組織安排，留下來做了地方黨支部書記，抗戰勝利前才回到上海做婦女工作，直至解放。剛解放時，她就擔任了中共上海市滬中區家庭婦聯主任。后來，她又先后擔任了黃浦區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婦女聯合會聯絡部部長等職務。
95歲的吳翠嬋老人神采奕奕
吳翠嬋獲得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和70周年紀念章
手捧照片，老人回憶，她本人不在照片里，但照片里的場景她太熟悉：剛剛解放時，上海街頭游行很多，每逢大事或是到了國慶節、勞動節，全市都會組織游行，而婦女隊伍是游行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當時，吳翠嬋主要負責發動和組織區里的婦女們參加游行。她告訴記者，1952年國慶的百萬市民游行，規模浩大，場面壯觀，許多婦女都走上街頭。
不過，真正讓她和婦女們難忘的，卻是更早些時候，上海婦女第一次參加游行的經歷。
“解放初期，大概是1950年左右，我臨時接到任務，要組織婦女參加那一年的國慶游行。我們前一天，就拉了一支幾百號人的隊伍，全是家庭婦女。大家熱情很高，都穿了最好看的新式衣服，制作了橫幅標語，晚飯后就集合了。哪知道，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游行，經驗不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什么時候進場。如果解散隊伍，大家回家休息再集合，既怕耽誤了時間，又怕人來不齊。于是我們大家干脆在馬路邊坐了整整一宿，就在今天的延安東路和西藏中路路口。”
回憶這段經歷，吳翠嬋笑得合不攏嘴，“那個時候沒有人叫苦，大家都是發自內心的高興，等到第二天游行正式開始，人人都精神飽滿、又唱又跳地去游行”。
1958年，吳翠嬋作為優秀婦女代表赴京參會，受到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的接見。
筑路回家變了一個人
對于解放前后上海婦女精神面貌與社會地位的變化，吳翠嬋說她“絕對有發言權”。
解放初期的上海，職業女性較少，家庭婦女不下百萬。在舊社會，操持家務、相夫教子就是她們生活的全部，許多婦女甚至終身都是文盲。吳翠嬋回憶，當時婦聯的主要工作就是進到街巷里弄，走進每家每戶宣傳，讓家庭婦女們從思想上沖破舊觀念的束縛，告訴她們社會主義建設女性也能發揮作用。同時，婦聯還成立了識字組、讀報組，提高婦女的思想文化水平；開設縫紉組，提高家庭婦女們的縫紉水平等。
上世紀50年代，上海里弄集體大掃除，衛生面貌大為改觀
1949年11月17日，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登的《上海各界婦女代表會議通過今后上海婦女工作的決議》中，重點指出了家庭婦女這一人群未來發展方向，說她們中“有失業的女工、失學失業的女學生，和學有專長的知識婦女，也有各種宗教信仰者，還有極大多數從未受過教育或曾受過相當教育、整日整年忙于家庭勞動的婦女們。在這些家庭婦女中，有不少已感到舊社會殘存的封建思想與習俗，對婦女的束縛，要求改變生活方式，參加生產與學習，甚或愿以經濟力量，舉辦婦女福利事業，這也是新上海建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必須組織起來”。
家庭婦女的個人命運，被作為一種城市建設力量慎重以待。如恩格斯所言，“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上海的婦女組織和有關部門，就著手組織家庭婦女參加生產。吳翠嬋對第一次組織婦女參加勞動的經歷記憶猶新：“當時要筑一條從閔行到上海市區的路，我們就組織了黃浦區的家庭婦女去筑。她們第一次走出家門過集體生活，簡直高興得不得了！每次往返市區，我都要幫她們給家里帶信，回閔行的時候再帶給她們。因為通過勞動得到了尊嚴和認可，婦女的精神面貌不同了。”
吳翠嬋在婦聯工作時的工作證和榮譽證書、獎章
我查閱資料，發現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1958年11月起，上海約有近萬名家庭婦女，參加修建通往閔行、彭浦、吳淞和楊浦等工業區的干道。她們配合市政工人和部分農民，分布在長達百余公里的戰線上，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勞動。“兩個月后，她們共完成了路基土方工程50萬立方公尺。如果把這些土方筑成1公尺高、1公尺寬的土墻，長度相當于從上海到南京的里程還要多一半。”
參加這次筑路行動的，除了來自黃浦區的家庭婦女，還有來自提籃橋區的1000多位家庭婦女。后者不但積極勞動，還利用空隙學習文化。其中有200多位文盲，路筑好了，把文盲的帽子也摘掉了。新年前夕回家時，提籃橋區召開了大會歡迎，里弄居民在元旦前后分頭和她們舉行茶話會、座談會、聯歡會，慶祝新年，慶祝她們勝利歸來。筑路大姐還自編自演，自拉自唱，向里弄居民們作匯報演出。
走出家門，走上街頭，她們在新的上海看到了外面廣闊的世界。
走出家門，婦女成了“半邊天”
上海解放短短3年內，就有4萬余失業女工和家庭婦女走上生產和工作崗位。在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實施后，吳翠嬋和婦聯的同志通過上門宣傳、入戶教育等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保障了婦女兒童的權利。
在社區，許多婦女積極投身于辦托兒所、建食堂、成立服務站的工作，還將自己的房子，甚至鍋碗瓢盆，無償提供出來。漸漸地，婦女有了收入，在家腰桿也能挺直。吳翠嬋回憶：“我還記得第一個月發工資的時候，才幾毛錢一天，婦女們都用紅紙把錢包起來藏在箱子底下。有人還告訴自己的丈夫：這是我的工資，你不能動的喲！”
上世紀50年代，上海里弄里的婦女工廠
60多年后的2010年，解放日報刊登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在校女碩士生的比重已達48.5%。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5年。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使她們有了更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從1982年到2015年，在全體女性就業人口中，從事各類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三個職業的比例，分別上升2.7%、12%和8.5%。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女生6.84萬人，占碩士總數的50.3%。
70年一路走來，今天的上海，已是“最受女性歡迎的城市之一”。
我凝視老照片。正是無數和吳翠嬋同時代的女性，穿上連衣裙和襯衫，走上街頭，一步步走向了今天上海街頭無數女性自由行走的風景。1952年，女性們為即將到來的游行隊伍歡呼。殊不知，她們其實也歡呼著，迎來了自己命運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