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第14屆春秋講學喻家山文學論壇”，在該校舉行。本屆論壇討論的主題是“文學與自然”，王先霈等眾多評論家參與研討，著名作家張煒出席活動并壓軸發言。活動結束后，張煒接受了楚天都市報記者專訪。
張煒是一位勤奮高產的作家。對張煒的寫作，王蒙曾點評道：“張煒死磕文學，他有深情，有驕傲，有絕不撒手的堅持。”他早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古船》，描寫了膠東蘆青河畔洼貍鎮上幾個家庭40多年來的榮辱沉浮、悲歡離合，真實地再現了那個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沖擊下那塊土地的變化，被很多評論家認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今年公布的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中，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入選。
張煒從1988年開始到2010年歷時22年創作的一部450萬字、10卷本的超級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文學的馬拉松”“時代的偉大記憶”“老太太的裹腳布”……面對讀者對《你在高原》褒獎或是爭議，張煒都是淡然面對。他說，“作家寫出的作品，首先是要通過自己心靈的檢驗，這一點做到了，其他的不用特別在意。”
有時候殘缺恰恰是一部作品的成就之一
記者：《你在高原》10卷《家族》《橡樹路》《海客談瀛洲》《鹿眼》《阿雅》《我的田園》《人的雜志》《曙光與暮色》《荒原紀事》《無邊的游蕩》，以寧、曲兩家故事作為主線，講述了“高原”人們的生存方式，并在其中穿插了主人公寧伽祖輩和父輩的悲劇人生。洋洋450萬字這么長的篇幅，不擔心讀者會看不完嗎？
張煒：這部大書不是為眼前準備的，也不是為了迎合讀者。我覺得作家寫出的作品，首先要通過自己心靈的檢驗，只要自己這里過關了，其他的方面不要考慮太多。盡量不要受外界評價、讀者多少、聲音大小的影響。文學是心靈之業，要服從心靈的召喚。迎合讀者，作家一定會走下坡路的。對讀者的服務，是一個時間概念。經得住時間檢驗的作品，才是對讀者最好的服務。
記者：寫這部作品，考慮的不是當代的閱讀，是希望幾代之后還能傳世？
張煒：當代的讀者喜歡當然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當代讀者只是時間長河中的一部分。
記者：在這么多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是你最滿意的作品？
張煒：我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是傾盡全力的，每一部之間相互不可替代，不能說哪一部最好。
記者：看你過去說《你在高原》在寫作過程中，歷經了反復的修改，那出版之后還有遺憾的地方，或者說再版時還有可以修改的地方嗎？
張煒：我的小說出版之后，不會再修改了。任何作品都不會十全十美。有時候，殘缺恰恰是它的成就之一，有時候是需要殘缺的。
關于大自然的寫作應該是深入的、有生命痛感的文學表達
記者：《你在高原》中，你曾滿懷深情地描摹自己腳下的膠東半島，從小生活的山林，奔跑在海邊老林子里的鹿、獾、飛鳥，人們口中傳說的狐貍精、魚精等等。關于文學與自然的關系，你覺得文學作品中高明的自然描寫應該是什么水準？
張煒：我既專注于對自然的表達，同時也對此保持著警惕、警覺。在作家的寫作中，再也沒有比歌頌自然、呼吁保護自然，再合乎常理，再正確無誤的了。但正因為如此，這種歌頌和呼吁也容易流于表面化，大量所謂的“自然生態文學”，成了某種統一口徑的社會化表達，而不屬于深入的、個人的、有生命痛感的文學表達。文學與公文和新聞報道的語調以及視角，更有認知，都是不同的。
自然文學的創作必須回到個人的生命體驗中，要避免概念化和表面化，要粉碎大詞，也不必過分提倡這種題材的類型化寫作。要在日常生活的描敘中體現人對自然的情感、關懷與敬畏。
記者：你這一輩當代作家寫作會寫到比較多的大自然和地域風土人情。而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年輕的寫作者大多出生在城市或城鎮，對大自然和地域風土人情的感情和積淀相對會少很多。你覺得，以后的作品還會有這么多對大自然和地域的描寫嗎？
張煒：只要大自然存在，就會有人去寫。不管出生在哪里，最大的生命背景還是大自然。不能把個別寫作者的狀況放大了，認為現代作者都不寫大自然了。城市里也有客觀和自然。況且，城市的寫作者只是一部分，各個角落都有文學寫作者。
記者：你覺得地域文化在寫作中占多少重要性？
張煒：寫作一定會有地域色彩，但不必過分夸大它。地域的不一定是世界的，民族的也不一定是世界的。要看地域或者民族的東西，有多少是符合全人類的生存價值。若價值觀不對，地域特色再鮮明，也融入不了世界文學的板塊。
有了創作沖動再去寫才是正常的
記者：秦始皇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最后無音信，成為千古疑案。關于徐福的故事在膠東半島廣為流傳，《你在高原》的其中一卷《海客談瀛洲》，借各地爭奪徐福文化，展示了社會各階層的面目。聽說你本人就參與了對徐福的研究，有什么成果？
張煒：我主編過一部《徐福詞典》，幾年前在中華書局出版了，現在很快要出新的修訂版。這部辭典編的時候花了7年，修訂又花了兩年。我們做得還算認真。
記者：在《海客談瀛洲》中，你寫了學術界一對唯利是圖的夫妻為了拿到《徐福詞典》的項目，極盡荒唐的嘴臉。而實際上這部詞典是你主編的，會不會擔心讀者誤解你？
張煒：只要不是誤解別人，誤解我倒也不怕。我既然寫到了這種荒唐，就會竭力去避免這種荒唐。我時刻警示自己，要堅守學術原則，絕不能像小說中的這位“主編”一樣，一拍腦袋就“得一詞條。”
記者：近兩年，你還寫了兒童文學《海邊兔子有所思》，最新的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寫到了社會上的暴富階層。下一步有什么寫作計劃？
張煒：暫時還沒有計劃，這一年來還沒有寫一個字。我不是專門寫兒童文學的，有人講我轉型寫兒童文學了，這也不對。我1974年的中篇小說《獅子崖》就屬于“兒童文學”。我想，兒童文學是作家經常要寫到的，只要適合兒童閱讀，就是“兒童文學”了。而且我也不是一個專門的“小說家”。我覺得什么形式適合表達，就可以選擇什么形式，這樣更自然一些。我也不認為作家每天都要刻苦地寫作，什么時候有了寫作的沖動，再去寫，這樣也更自然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