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版書”是個通俗的說法，指的是清代的皇家刻本或者叫內府刻本（也包括少部分活字排印本和石印本）。因為清代內府刻書處以武英殿為主，所以習慣上也叫“武英殿本”，簡稱“殿版”。乾隆時期官修的《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三記載：“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內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為修書處。”在此之前，清代內府刻書是由前明司禮監經廠完成的，此后，也有少量書籍是由隸屬中央政府的其他機構如宗人府和揚州詩局（屬于內務府管理）刻印的。殿版書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內府一共刻了多少種圖書，卻一直沒有完整的統計數字。紫禁城出版社的《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著錄了五百二十七種，已經超過了民國時期陶湘《清代殿版書目》的數字，而翁連溪先生編著的《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則著錄了七百余種，其中包括清入關前的出版物如《七大恨誓詔》。清代內府刻本大多校勘精良，刻印俱佳，有些講究的初印本用開化紙和佳墨精印，極為漂亮，堪稱精美的工藝品。殿版書的內容也包羅萬象，經史子集都有，其中包括《全唐詩》《全唐文》《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這樣的大部頭，可謂卷帙浩繁。
顧名思義，殿版書應該是內府刻本，但其中卻還有少數圖書本來是由私人所刻，卻由于種種巧合而入殿版書目。比如上面提到的三種殿版書目都有收錄認證的清初史學名著《繹史》，就是康熙九年作者馬骕任靈璧知縣時所刻。康熙十二年馬骕去世后，書板一直存放在其老家鄒平縣。王士禎《分甘余話》卷一“繹史”條記載，“康熙四十四年，圣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骕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赍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繹史》是一部從上古時期到秦代的資料集成，所收資料極為豐富，唐以前除四書之外的典籍大致均有采用，其體例也別具一格，綜合了編年、紀傳、紀事等各種方式，配以多種圖表，頗有創新。此書問世后，很受學術界重視，不輕許人的顧炎武稱贊其書為“必傳之作”，世人將《繹史》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李清的《南北史合注》稱為清初三大奇書，馬骕也因此享有了“馬三代”的美名。康熙皇帝自幼就愛好讀書，《康熙起居注》中對他讀書的情況有詳細記載，雖然難免有所溢美，大體上還是實情。他之所以在南巡時特別關注馬骕這部佳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繹史》殿刻本大字序言
《繹史》一書共一百六十卷，約四百萬字，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部頭。也正因為全部刷印的成本太高，刻版后印行較少，原刻初印本極為罕見。就是版歸內府后的印本，流傳也并不多，后來到光緒年間，出現了幾種翻刻本及石印本，才較為易得。《繹史》原刻本雖然是民間刻本，版刻卻甚為工整，跟同時期其他殿版方體佳刻如《孝經衍義》《佩文齋廣群芳譜》等書相比，也毫無愧色（這大概是康熙皇帝要購其版入內府的原因之一），光緒翻刻本則殊為惡劣，無法相提并論。
卷一首頁
卷八首頁
《繹史》書版入內府后又有所剜改，由于書成之后的靈璧初印本流傳極為罕見，知者不多。據《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記載，原刻初印本卷八首頁的“自玄囂與橋極皆不得於位”，剜改后印本已改“橋”為“蟜”。康熙原刻本與清末翻刻本相比，也有所不同。比如卷一首頁第十一行“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原刻本諸字大小一致，而翻刻本“仲”字略大，頗為突兀。對照上述特征，我所收藏的這部《繹史》無疑就是原刻初印本。查詢二十年來的古籍拍賣紀錄，沒有其他初印本出現，可知此書之罕見難得。
此本四函三十六冊，舊裝初印，為清末著名學者姚大榮舊藏，書中有其朱文藏印“普定姚大榮字儷桓號芷澧金石書畫”。姚大榮光緒九年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大理院推事等職，辛亥革命后長居北京，專心著述。他一生著作很多，尤精于古代書畫史研究，但最有名的著作可能是為同鄉名人馬士英鳴冤翻案的《馬閣老洗冤錄》。姚大榮此人，我最早是從古籍入門書之一，黃裳先生的名作《清代版刻一隅》中知道的。最后一張書影就是宣統刻本，姚大榮的《惜道味齋集》。
還要順便指出的是，《繹史》一書中有“天象圖”“地理圖”和“禮器圖”木版畫數十幅，描繪細致，刻工亦精，放在清初版畫史的大背景中比較起來，也算上乘之作。
禮器圖
